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解釋 上文 «尋回失落的記憶-民歌採集的再生?»而寫。上篇文章中使用了太多的典故,對台灣音樂研究不瞭解的讀者,可能會對其中許多名詞和事件感到陌生。
首先,知音應該澄清一下,中國時報的文章並不是針對原住民的民歌,而是漢人、客家人的歌謠。知音之所以提到原住民,是因為民歌採集運動最大的焦點都放在原住民身上。這種說法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,因為客家、福佬、中國甚至“台灣”民歌(非原住民)都有專屬的採集活動和出版品。是的,但是從北里闌、黑澤隆潮、田邊尚雄到許常惠、吳榮順、明立國,他們的研究工作確實以原住民音樂居多。
其次,所謂的民歌(folk song)並不如郭石城先生在文章理論述的,“民歌(謠)如依屬性,可概分為創作與傳統兩大類”。歌與謠在中國音樂以及台灣民俗研究專家的定義中並不相同,有曲可唱的稱之為歌,無曲調只能吟頌的稱為謠,所以,才會有“念歌”這樣的詞彙,就是專指 謠。另外,在音樂學領域定義的民歌,並不包括有明確創作者的歌謠。民歌在音樂領域是專有術語,指的是沒有明確作者,有相當流傳範圍,歌詞來源或結構在傳唱過程會經過變動(類似集體創作)。因此,民歌可以說是時代的記憶,因為他記錄的不是一個人的創作,而是唱過、改編過這首歌的共同體的記憶。
為什麼台灣音樂研究要分為戰前和戰後,因為1945年台灣“光復”、戰爭結束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。戰前的音樂研究,大多數都是日本人進行的。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曾經多次勘查台灣的高山,尋找歷史遺跡,也多次尋訪“高砂族”(此處沿用日人的詞彙),留下很多照片、民俗誌、田野日誌和歌謠的文本。1921-2年,語言學家北里闌帶著蠟管錄音機,走訪台灣的高山和平地部落(日月潭邵族),錄製許多管歌謠。(經過復原後,目前有一批原始錄音保存在台灣音樂中心)。其後,音樂學家黑澤隆朝在台灣總督府的幫助之下,從各地的部落找來歌者,於台北、台中及台南放送局進行錄音。(放送局就是現今的廣播電台)
戰後的民歌採集運動這裡就不再詳述,但是有一點非常重要的,就是採集者從學者逐漸遍及文化工作者、新聞工作者以及庶民。原舞者舞團每年至少參與一次部落的祭典,也曾經採集歌謠發行專輯。風潮身為台灣最大的非流行音樂唱片公司,也以純贊助的心態,發行各族的錄音精選。在客家山歌和福佬歌謠方面,簡上仁、洪瑞珍都可以算是從庶民轉型的文化工作者。
第四點知音要講的,是比較沈重的課題了。當所謂的薪傳和採集從口號變為行動,彷彿醞釀了一股文化自覺浪潮時,我們應該退一步想想,在採集和薪傳之後,我們所謂的文化以及這些活在文化脈絡之中的人,要如何繼續活著?國家薪傳獎一年一年的頒發,也不停的研擬各種薪傳計畫。但是,如果記者們繼續追蹤這些獲獎的老老師們,不難發現獎金用罄、薪傳計畫結束之後,多數人還是過著以往的窮困人生。我們的薪傳,從來不曾有真正的長期計畫。被捧為國寶,只是讓你享有幾天、幾個月的光環。採集,甚至比薪傳更糟糕。
民歌跟文化一樣,是活的。脫離文化脈絡的民歌,只是一具無用的軀殼,無論他曾經承載多少的記憶,都已成浮雲。舉個例子來說,大家可能都看過做糕餅用的模子
成為展示品的糕餅模子。引用自http://taiwanpedia.culture.tw/web/content?ID=7314&Keyword=%E7%B3%95%E9%BB%9E
在使用他的糕餅師父眼中,他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,陪伴他度過精華歲月的老伙伴。在常去買糕餅的顧客眼中,模子代表的是一塊又一塊美味的記憶。對於未曾經歷那個年代的我們而言,那是一個陳舊的文化象徵,是一個看似溫暖卻與我們的人生和記憶無關的陳列物。屬於糕餅師父和常客的記憶,無法在觀賞這個陳列物時重現,對我們而言,這不過就是個古老的、上一代曾經用過的糕餅模子。
民歌刻錄在光盤的那一刻,就已經成為可被不停重製的陳列物。時光對民歌而言是靜止的,因為錄音不會改變。但是,靜止對文化而言,就是死亡。雖然我們有了永不褪色的,永不凋零的“訪客歡樂歌”,但是,歌中繁複美妙的自由對位,早已隨著郭英男仙逝。如果沒有人可以唱出不同對位,又同樣美妙的訪客歡樂歌,這種對唱的文化還能算是活著的嗎?一張張的光盤,不過就是一尊尊的蠟像,一種栩栩如生的死亡。2007年林午鐵工廠為傳統藝術中心製作了25面精製的銅鑼,在展出的現場,有製作工藝示範,也有製作方法解說。但是,我們應該要問的是,這些銅鑼在展出之後,該何去何從?銅鑼是一種用在北管和民俗陣頭的樂器,沒有了這些音樂,就沒有銅鑼的需求,沒有了需求,號稱國寶的林午鐵工廠要如何繼續?難道,再回頭做菜刀和鍋子嗎?這次能接到國家級的大訂單,下次呢?(關於林午的報導 連結 )(關於郭英男 連結 )
採集當然是一種文化保存的方法,但是他同樣也帶來破壞。2007年,在鄒族特富野部落舉行Mayasvi(戰祭)的前一天,某電視台的記者帶著兩名長老,希望長老能先為他們唱一段迎神曲。為了取景,他將長老安排在靠近男子會所(cuba)的馬路旁,鏡頭望去正好照到長老和背後的男子會所。這是看起來理所當然,也沒什麼問題的訪問。但是,所有的祭典歌謠都是禁忌的音樂,非但不能隨意吟唱,更只能在特定地點、請示過神祇之後才能練習。而他們要求錄製的,是裡面最神聖,用來迎接大神的歌曲。在男子會所前演唱這首曲目,形同邀請大神降臨,在毫無祭典準備的情況下,等於是欺騙神祇。這位記者要求的,是徹底違反禁忌和儀式神聖性的行為。更糟的是,她是一位熟知鄒族風俗的記者,而且事前已經被另一位長老告誡過了。
在這場祭典,還有另一個例子。鄒族的男子集會所是整個部落的精神中樞,只允許部落內的男性進入,連在一旁嬉戲的孩子都知道自己不能隨意進入會所。但是,在祭典當天,一位男性學者帶著數名國外的教授們參觀了集會所。無論是否得到長老的同意,帶領女性進入會所參觀,已是毫不尊重傳統的行為。
在戰祭結束後的隔天,本來應該有很多人在集會所前繼續唱歌跳舞,用歡樂的氣氛來取悅戰神。但是,隨著參觀和採集的學者們一一離去,部落裡的年輕人也分別回到都市里工作。爐火邊,只剩下幾個中年人有一搭沒一搭的,拿著歌詞本繼續吟唱傳統歌謠。民歌採集之後,是誰享用了果實?又是誰,把果樹留在那裡自生自滅?對特富野部落而言,這些學者和遊客(包括山岳協會的多位攝影家)就像候鳥,每到水草豐美的季節就來這裡飽餐一頓,吃完了,什麼也沒有留下。歌謠曾經是人和人、家族和家族、部落和部落之間不停傳遞的溝火,曾幾何時,他們已經成了影印在紙上的回憶。
民歌採集是風靡一時的文化保存運動,但是,經過數十年後,我們要問一問,這些被採集的歌謠,如今安在?孕育這些歌謠的文化脈絡,還活著嗎?我們採集、保存的又是什麼呢?
原住民文化創意博覽會,沒有祖靈的豐年祭? 連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