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解釋 上文 «尋回失落的記憶-民歌採集的再生？»而寫。上篇文章中使用了太多的典故，對台灣音樂研究不瞭解的讀者，可能會對其中許多名詞和事件感到陌生。
首先，知音應該澄清一下，中國時報的文章並不是針對原住民的民歌，而是漢人、客家人的歌謠。知音之所以提到原住民，是因為民歌採集運動最大的焦點都放在原住民身上。這種說法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，因為客家、福佬、中國甚至“台灣”民歌（非原住民）都有專屬的採集活動和出版品。是的，但是從北里闌、黑澤隆潮、田邊尚雄到許常惠、吳榮順、明立國，他們的研究工作確實以原住民音樂居多。
其次，所謂的民歌（folk song）並不如郭石城先生在文章理論述的，“民歌（謠）如依屬性，可概分為創作與傳統兩大類”。歌與謠在中國音樂以及台灣民俗研究專家的定義中並不相同，有曲可唱的稱之為歌，無曲調只能吟頌的稱為謠，所以，才會有“念歌”這樣的詞彙，就是專指 謠。另外，在音樂學領域定義的民歌，並不包括有明確創作者的歌謠。民歌在音樂領域是專有術語，指的是沒有明確作者，有相當流傳範圍，歌詞來源或結構在傳唱過程會經過變動（類似集體創作）。因此，民歌可以說是時代的記憶，因為他記錄的不是一個人的創作，而是唱過、改編過這首歌的共同體的記憶。
為什麼台灣音樂研究要分為戰前和戰後，因為1945年台灣“光復”、戰爭結束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。戰前的音樂研究，大多數都是日本人進行的。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曾經多次勘查台灣的高山，尋找歷史遺跡，也多次尋訪“高砂族”（此處沿用日人的詞彙），留下很多照片、民俗誌、田野日誌和歌謠的文本。1921-2年，語言學家北里闌帶著蠟管錄音機，走訪台灣的高山和平地部落（日月潭邵族），錄製許多管歌謠。（經過復原後，目前有一批原始錄音保存在台灣音樂中心）。其後，音樂學家黑澤隆朝在台灣總督府的幫助之下，從各地的部落找來歌者，於台北、台中及台南放送局進行錄音。（放送局就是現今的廣播電台）
戰後的民歌採集運動這裡就不再詳述，但是有一點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採集者從學者逐漸遍及文化工作者、新聞工作者以及庶民。原舞者舞團每年至少參與一次部落的祭典，也曾經採集歌謠發行專輯。風潮身為台灣最大的非流行音樂唱片公司，也以純贊助的心態，發行各族的錄音精選。在客家山歌和福佬歌謠方面，簡上仁、洪瑞珍都可以算是從庶民轉型的文化工作者。
第四點知音要講的，是比較沈重的課題了。當所謂的薪傳和採集從口號變為行動，彷彿醞釀了一股文化自覺浪潮時，我們應該退一步想想，在採集和薪傳之後，我們所謂的文化以及這些活在文化脈絡之中的人，要如何繼續活著？國家薪傳獎一年一年的頒發，也不停的研擬各種薪傳計畫。但是，如果記者們繼續追蹤這些獲獎的老老師們，不難發現獎金用罄、薪傳計畫結束之後，多數人還是過著以往的窮困人生。我們的薪傳，從來不曾有真正的長期計畫。被捧為國寶，只是讓你享有幾天、幾個月的光環。採集，甚至比薪傳更糟糕。
民歌跟文化一樣，是活的。脫離文化脈絡的民歌，只是一具無用的軀殼，無論他曾經承載多少的記憶，都已成浮雲。舉個例子來說，大家可能都看過做糕餅用的模子
在使用他的糕餅師父眼中，他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，陪伴他度過精華歲月的老伙伴。在常去買糕餅的顧客眼中，模子代表的是一塊又一塊美味的記憶。對於未曾經歷那個年代的我們而言，那是一個陳舊的文化象徵，是一個看似溫暖卻與我們的人生和記憶無關的陳列物。屬於糕餅師父和常客的記憶，無法在觀賞這個陳列物時重現，對我們而言，這不過就是個古老的、上一代曾經用過的糕餅模子。
民歌刻錄在光盤的那一刻，就已經成為可被不停重製的陳列物。時光對民歌而言是靜止的，因為錄音不會改變。但是，靜止對文化而言，就是死亡。雖然我們有了永不褪色的，永不凋零的“訪客歡樂歌”，但是，歌中繁複美妙的自由對位，早已隨著郭英男仙逝。如果沒有人可以唱出不同對位，又同樣美妙的訪客歡樂歌，這種對唱的文化還能算是活著的嗎？一張張的光盤，不過就是一尊尊的蠟像，一種栩栩如生的死亡。2007年林午鐵工廠為傳統藝術中心製作了25面精製的銅鑼，在展出的現場，有製作工藝示範，也有製作方法解說。但是，我們應該要問的是，這些銅鑼在展出之後，該何去何從？銅鑼是一種用在北管和民俗陣頭的樂器，沒有了這些音樂，就沒有銅鑼的需求，沒有了需求，號稱國寶的林午鐵工廠要如何繼續？難道，再回頭做菜刀和鍋子嗎？這次能接到國家級的大訂單，下次呢？（關於林午的報導 連結）（關於郭英男 連結）
採集當然是一種文化保存的方法，但是他同樣也帶來破壞。2007年，在鄒族特富野部落舉行Mayasvi（戰祭）的前一天，某電視台的記者帶著兩名長老，希望長老能先為他們唱一段迎神曲。為了取景，他將長老安排在靠近男子會所（cuba）的馬路旁，鏡頭望去正好照到長老和背後的男子會所。這是看起來理所當然，也沒什麼問題的訪問。但是，所有的祭典歌謠都是禁忌的音樂，非但不能隨意吟唱，更只能在特定地點、請示過神祇之後才能練習。而他們要求錄製的，是裡面最神聖，用來迎接大神的歌曲。在男子會所前演唱這首曲目，形同邀請大神降臨，在毫無祭典準備的情況下，等於是欺騙神祇。這位記者要求的，是徹底違反禁忌和儀式神聖性的行為。更糟的是，她是一位熟知鄒族風俗的記者，而且事前已經被另一位長老告誡過了。
在這場祭典，還有另一個例子。鄒族的男子集會所是整個部落的精神中樞，只允許部落內的男性進入，連在一旁嬉戲的孩子都知道自己不能隨意進入會所。但是，在祭典當天，一位男性學者帶著數名國外的教授們參觀了集會所。無論是否得到長老的同意，帶領女性進入會所參觀，已是毫不尊重傳統的行為。
在戰祭結束後的隔天，本來應該有很多人在集會所前繼續唱歌跳舞，用歡樂的氣氛來取悅戰神。但是，隨著參觀和採集的學者們一一離去，部落裡的年輕人也分別回到都市里工作。爐火邊，只剩下幾個中年人有一搭沒一搭的，拿著歌詞本繼續吟唱傳統歌謠。民歌採集之後，是誰享用了果實？又是誰，把果樹留在那裡自生自滅？對特富野部落而言，這些學者和遊客（包括山岳協會的多位攝影家）就像候鳥，每到水草豐美的季節就來這裡飽餐一頓，吃完了，什麼也沒有留下。歌謠曾經是人和人、家族和家族、部落和部落之間不停傳遞的溝火，曾幾何時，他們已經成了影印在紙上的回憶。
民歌採集是風靡一時的文化保存運動，但是，經過數十年後，我們要問一問，這些被採集的歌謠，如今安在？孕育這些歌謠的文化脈絡，還活著嗎？我們採集、保存的又是什麼呢？
原住民文化創意博覽會，沒有祖靈的豐年祭？ 連結